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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成立的这个研究院,专门研究这些特别的“原子”“化合物”

发布时间:2019年12月02日 来源:上观新闻 访问量:

11月30日下午,第二届长宁区虹桥国际社区治理论坛在虹桥街道举行,会上发布了《虹桥国际社区治理指标体系2.0》,并成立虹桥国际社区治理研究院,成为上海首个聚焦国际社区治理的民间研究机构。

从古北国际社区荣华居委会的“融”工作法,到设立在古北市民中心的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,这个国际居民占比过半、宛如“小小联合国”的社区,正逐步实现从形态到功能的转型升级,以及从人口国际化向街区国际化、功能国际化的转变。

“社区治理”也能开研究院?

论坛举行的当日上午,虹桥国际社区治理研究院首次理事会在古北市民中心召开。而就在理事们紧张开会之时,不少居住在周边的居民正惬意地坐在中心三楼的“融情古北天空书苑”,两位“小居民”还在父母的指导下使用自助借阅机,借走了一本老上海图片集。

坐落于上海西侧的古北国际社区,是国内最早的大型国际社区之一,于1986年开发建设,历时25年分三期完成。如今,古北2.0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居住着来自美、日、韩、英、法等68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居民,占比已达居民总数的51%。与此同时,社区中包含了42个居民小区,涉及37个业委会、27个物业公司,治理网络复杂,物业矛盾多发。如何管理好这个居民结构多元化、境外人士密集度高的“小联合国”,多年来虹桥街道都在不断探索更新治理方法。

古北市民中心“融情古北·天空书苑”   舒抒 摄

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将夯实党组织领导下的“四位一体”机制和做到“三个必开”,作为持续巩固社区治理基石的两大“法宝”。“每季度必开,业委会换届前必开、小区出现热点问题必开,维修基金使用、物业费调价、业委会换届这些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是靠‘开会’解决的。”

尤其在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初期,包括华丽家族、古北国际花园、金色贝拉维等小区,都依靠居民和“三驾马车”“开会”,自主协商出每个小区的四分类模式,小区的党员骨干、全职太太、租户、外籍居民和意见人士等“五类居民”都来到位于古北市民中心的市民议事厅各抒己见,古北国际社区也成为上海最早推行垃圾分类的大型社区之一。此外,作为全国人大首个设立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,位于古北市民中心的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自2015年设立以来,已经成为居民意见建议上传下达、社会基层参与全国人大立法的重要通道。

社会组织“社邻家”参与了包括“虹·空间”在内上海多个区的党群服务站点建设。在创始人闫加伟看来,古北国际社区的治理经验有着非常宝贵的特点。“国内许多地方的国际社区都面临‘有小区、无社区’的治理困难,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跨文化交流水平也层次不齐,社工不知道如何处理境外居民的事务,专业组织也难渗透。”但古北国际社区却一步步克服了这些难点。“这里的小区、楼组、服务区、议事区都实现了双语标识和多语种服务,社区的‘全岗通300问’也有多语种版本,外籍居民马上能‘看得懂、用得来’。”

理事会召开现场

设立虹桥国际社区治理研究院,正是为了总结以古北国际社区为代表的治理经验,同时研发相关培训课程,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国际社区培养专业人才、制定治理规范。研究院理事长、上海社工协会会长范斌介绍,研究院还将打造国际社区治理论坛品牌和跨界沙龙,搭建各相关行业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平台。

逐层递进分类治理

“大家有一个误解,其实居民区并不等同于社区。”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研究社区治理,首先要分清“居民区”和“社区”的差别:前者只是人们生活的场所,后者则包含了商业体、居住区、公共活动、服务资源、公共交通等多种元素。好的社区具有充分的延展性、包容性,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共同体。

古北市民中心老年助餐点,非服务时段这里也是居民休闲的咖啡吧

但他也指出,国内的社区建设已经意识到商业体、交通的重要性,但具有交互性、沟通性的公共空间仍旧不足。“即便是上海,仍需要更多的‘古北市民中心’出现。”与人们传统概念中只有“阿姨妈妈”们参与社区治理不同,如今社区治理的行动主体已包括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多种机构,其中社会组织还有公益互助会、宠物管理团队、景观营造社团等多种分类,一个全新的、复杂的但也生机勃勃的新领域正重塑着社区治理的体系。

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宽平也持有相似观点。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,国际社区是中国社区治理中较新的议题,很多城市复制了海外的社区建设经验,但上海却面临着更多的“洋居民”,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外,从文化交流、服务规范上跟进一步。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,并非只顾着“越细越好”,而是要以顶层设计为导向,逐层递进推进社区治理。

因此,新发布的《虹桥国际社区治理指标体系2.0》就在“1.0版”的导向基础上增加了可操作性,将治理指标分为三个级别。其中,范围最广的一级指标包括社区安全、社区环境、社区服务、社区管理、社区融合以及组织保障和治理成效,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细化程度依次递进。如,“社区安全”下属的二级指标包括政治安全、生活安全、治安安全和防灾减灾,“发挥全国人大基层立法点优势”“发挥社会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优势”等就作为“政治安全”的第三级指标被纳入了体系建设。

华丽家族小区

记者还注意到,2.0版的指标体系还从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两个维度,对居民、白领们的应尽义务和享有的权益进行了逐层标识。如,社区环境指标中的“环境营造”对居民停车、文明养宠、保护绿化、参与社区活动次数进行了明确,“垃圾分类”二级指标则对社区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进行了规范,要求每个小区、商务楼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。国际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、四分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交付点的设置也都进行了约束。

社会治理需要更多“化合物”

“无论是制定标准还是做出决定,一定要有社区居民广泛和充分的参与。” 范斌告诉记者,指标“2.0版”就是居民多方参与下诞生的“作品”,因此即便指标面向国内外居民,仍旧体现了鲜明的“在地性”。“古北国际社区不是‘日本社区’或‘韩国社区’,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中国社区,只是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内涵。”

虹SPACE党群服务站

范斌介绍,虽然指标的制定也参考了诸多“他山之石”,但诸如“社区管理”等内核指标,仍旧是一颗“中国心”。因此,“社区管理”指标中对居委会建设提出大量要求。比如,古北国际社区的居委会建设要形成“一核、两委、三站、四平台”的架构,以居民区党总支为核心,荣华居委、古北国际社区建设促进委员会为组织枢纽,水城南路、伊犁南路、古北路等3个社区工作站为执行点,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、古北市民议事厅、业委会主任沙龙、物业经理联席会议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,上述架构才算一个完整的“居委会体系”。

刘建军表示,正如产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、行业规范,社区也应有自己的社会组织、行为规范,让居民和各社区主体明白什么能做、什么不可为,在章法之下自由行事、各抒己见,才能真正建里起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

论坛仪式现场,古北社区黄金城道步行街还成立了街区治理共同体,由虹桥街道牵头,黄金城道步行街沿线6个小区业委会、200余户商家、古北集团等共同建设和治理,将对公共设施维护、垃圾分类投放、非机动车通行、文明养宠、公共活动秩序等五大社区治理难点制定街坊管理规约,提升街区一体化治理水平。

“一个人是一个原子,社会组织、街区共同体却像化合物……现在,社会治理需要更多化合物的出现。”刘建军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