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中国科协之声

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的炮火撕裂了东北的平静，中国人民自此开启了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。在这场“持续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、牺牲最多”的民族解放斗争中，有一群特殊的战士，他们没有钢枪铁甲，却以试管、图纸、锉刀为武器；他们未曾冲锋陷阵，却在实验室、兵工厂、荒野深山里筑起了一道“科技长城”。

1937年至1945年的全面抗战期间，从战略防御的紧急驰援，到战略相持的坚韧坚守，再到战略反攻的星火燎原，他们的精神，是“科学无国界，科学家有祖国”的忠诚，是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的坚韧，是“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”的奉献。

在抗日战争的岁月，中国科学家以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赤子之心，将个人命运熔铸于民族救亡的洪流，用智慧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曲“科学报国”的激情战歌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中国军民奋起抵抗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，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。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，在战略防御阶段，日军铁蹄踏遍华北、华东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，大片国土沦陷。

此时的中国科学家，最先扛起的是“应急之责”。他们或放弃海外优渥生活，冲破封锁回国；或拆解实验室、抢运设备，在炮火中完成“科研大迁徙”；或把纯理论研究转向军需生产，让尖端知识变成御敌利器。每一个选择里，都是“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”的决绝。

严济慈

“七七事变”的消息传来，正在巴黎参会的严济慈拍案而起，怒斥日军的暴行，“日军正在威胁北平！我呼吁世界舆论谴责这一罪行。”他成为最早向世界揭露日军暴行的中国科学家之一。

会后，严济慈不顾劝阻，毅然选择启程回国。他说：“国家危在旦夕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我虽不一定能拿起刀枪，但我有自己的岗位，可以用知识为国家效力。”

为躲避日军特务，他绕道香港、越南，历经数月抵达昆明。经过考察，严济慈决定将北研院物理所迁到昆明远郊的黑龙潭，并停止了理论研究，转而为抗战服务。抗战中，他带领团队制成优质水晶振荡片，安装在警报器和无线电台，为预防敌机空袭、稳定无线发报机波频做出重要贡献。同时，他们还制造出大量测距镜、望远镜、显微镜等，供给抗战部队、学校和医院。

李承干

同一时期，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正经历一场“与时间赛跑的迁徙”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金陵兵工厂开始内迁。李承干带领职工把全厂5000吨设备运至重庆，兵工厂更名为第21兵工厂，成为大后方最大的“武器弹药库”。

李承干致力于武器制造技术的研究与改进，与枪长工程师一起改造汉阳式步枪生产设备，设计制造了新式中正式步枪，枪筒质量、瞄准和击火性能等均明显优于旧式步枪，穿透力甚至强于日本三八式步枪。整个抗战期间，供应了抗日军队所需三分之二的枪械、弹药，每月步枪产量可装备一个师。

沈鸿

1937年8月13日，日军进攻上海，沈鸿不愿沦为亡国奴，经过重重险阻到达武汉后，却被告知不能建厂开工，需要继续内迁至四川。彷徨失望的他，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急需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，决定奔赴延安支援抗战。1938年2月，沈鸿带着7名工人和10部机器经西安辗转到达延安，成为了抗战时期唯一一家从上海内迁至延安的民营工厂。

茅以升

而在钱塘江畔，茅以升正经历着“亲手摧毁心血”的剧痛。1937年9月26日，由他主持设计的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，建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。可通车不足两个月，为阻止日军南下，茅以升接到了炸桥的命令。

1937年12月23日，日军先遣部队抵达桥头，茅以升果断下令炸毁大桥。看着自己耗费心血建成的大桥在火光中坍塌，茅以升悲愤交加，立下了“抗战必胜，此桥必复”的誓言。

1945年9月2日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，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。9月3日，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，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。这场胜利，镌刻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与担当。

如今，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那些在烽火中闪耀的科学家精神，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延续着“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”的追求，依然是我们前行的力量。唯有科技自强，才能民族自立；唯有传承精神，才能续写辉煌！